各位烟友好,我是口粮食堂小编,今天将为您带来以下关于万宝路香烟的相关资讯:

河北张家口有钻石、官厅、大境门，河南郑州有彩蝶、春雷、芒果，甘肃兰州有刘三姐和海洋，陕西西安有好猫和猴王，吉林延吉有蝙蝠，安徽芜湖有都宝——在中国走南闯北，几乎能给地域烟写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什么中国的卷烟品牌这么多，大部分只有本地人见过?为什么不少牌子越来越难买，几乎成了中老年烟民口中的江湖传说?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不禁止销售香烟？

首先是因为中国烟民多，烟草上税高。而关于抽烟和烟草税的一切，民国才是奠基时代。

我国地大物博，吸烟史也是源远流长。

自从欧洲人把烟草从南美洲带进中国，从北京到云南、从江浙到陕北，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大家对这种成瘾小叶子爆发了不可抑制的激情。

传统医学家们甚至给“外来户”烟草附会上了排瘴气湿毒的药用价值。

在人们对吸烟致癌一无所知的民国时期，我国烟草消费量简直大得惊人：

每年自产烟约一千万担，纸烟成品约计三十万担，全年消费约一千零九十万担，按当时4.5亿人口来计算，人均每年消费烟叶约二斤半。

换算成百支卷烟92克的国家标准，这个消费量相当于每人每年抽67.9包烟，比2017年的全国人均60.7包更烟鬼。

到了1936 年，中国烟草产量高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50亿磅的10%。

1936到1946年，中国深陷战乱泥潭中，烟草业却“一派欣欣向荣”，1946年全国烟草总产量1300万市担，是1936年的2.4倍。

体量巨大的烟草消费市场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税收。

所以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都成立过烟草专卖局，对烟草商品实行政府垄断。

国民党政府执政期间颁布的《烟草公卖暂行条例》，不光是我国首部专业的烟草专卖法规，它“政府定价、内部监管、持证经营”这一基本原则，延续到2017年也依然适用。

民国时期，中国的烟草税虽然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和战争，难免收得青黄不接，但依然在政府收入中占据很大的比重。

自1942年实行专卖制度后，当年中央就征得烟税近1亿元，第二年达到10亿元，第三年更是有19亿元之多。

不单民国是这样，现在我国财政收入也很依赖烟草业。

目前中国有3亿多烟民，年卷烟消费量17000多亿支，卷烟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

2010年，中国烟草业年净利1177 亿，平均每天赚3.2亿，利润和中石油差不多。烟草带来的税收也是高得反常识，它几乎占到了国家总税收的10%。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烟草税是块大肥肉，可它是如何导致地域烟泛滥的呢?

这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国的烟草税收，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198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

这位“总公司”和电力石油那些普通央企不一样，不归国资委管理，甚至是中国所有垄断机构里，唯一既公开商业经营，又公开行政执法的机构。

从烟叶收购、卷烟生产到销售定价，都由中国烟草总公司管控。

1991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颁布，更是从立法层面，确定了烟草业的国家垄断地位。

卷烟的税收构成相当复杂，包含了烟叶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城建税、增值税等等。

依照我国现有税制来算，你在街上买一包烟，有55%的钱都交了税。

其中25%的增值税、烟叶税和全部的城建税、地方企业所得税归属于地方税收，75%的增值税、消费税和中央企业所得税都归于中央税收。

长期以来，烟草税的甜头主要是中央来尝，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只要是生产卷烟的地方，就会有一笔颇丰的烟草税收。

这就导致了无论本地市场有多小，烟厂的生产技术有多糟糕，政府都会拼命保护地域烟草品牌，并且用种种办法阻挠大型烟草企业和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于是国家烟草专卖制度在操作层面上，越来越像地方烟草保护制度。

八九十年代，在大部分地级市，本省甚至本市烟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七成，一些稀奇古怪的烟草品牌，揣在家里长辈的裤袋里，成为许多80、90后童年回忆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烟厂多达185家，其中有95家的年产量低于10万箱。

90年代末，我国已经有了超过2000种卷烟品牌，平均每个品牌的单规格产量低于2万箱，相当一部分品牌的辐射范围基本从未离开过本市。

由于烟厂技术不过关，小品牌卷烟的焦油量都很高，过滤嘴也不大好用，如果没有本地保护，在大型烟厂的挤压下根本活不过三秒。

不过，品牌又多又杂带来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健康。

虽然抽烟本来就像英美烟草公司外壳上的警示语“smoking kills”所说的一样，是种致死性爱好，但是非要比较的话，低焦油、混合烟、大厂烟，给人身体带来的危害还稍微小一些。

而地域小品牌就不一样。

比如山东过去有种写作“将军”读作“taishan”的烤烟，口感刚劲有力，除了冲肺醒脑，一无是处。导致山东老乡们一直觉得世界上的过滤嘴烟除了外形娘炮点之外，都和旱烟没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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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对于中国烟草业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加入WTO。同样是这一年，世界三大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烟草公司的产量分别是1800万箱、1650万箱和900万箱。

年产量不足十万箱的本地烟草公司对战跨国大魔头，市场占有率不足2%的红塔山对战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5%的万宝路，这显然是要把烟草业拉进死亡竞技场。

还好我们还有国家扶持。尽力拖慢万宝路们开辟中国市场速度的同时，国家开始推动烟厂并购重组事业。

2001年，国家加大了对看起来比较有存活希望的“优势品牌”的扶持，并公布了中华、玉溪、利群、云烟、芙蓉王等36个名优卷烟品牌;

2004 年初，中央开始催促非名优卷烟品牌退出市场;

2004年8月，《卷烟产品百牌号目录》出台，收录了121个卷烟品牌。

一系列行政文件通过后，我国卷烟品牌的数量逐年减少，2001年到2008年，卷烟品牌从1049个减少到155个;品牌集中度略有上升，销售量最高的品牌集中度由 2.52%上升到 5.47%，排在前四名的品牌，集中度由7.89%上升到 19.31%。

与此同时，烟厂数量也在减少，2003年全国有123家烟厂。到2008年还活着的，已经只剩31家。

曾经能养活一大家子人的XX烟厂，纷纷或者倒闭，或者被兼并，或者几家之间联合重组。

它们曾经的生产额度，也都被更大的跨省烟厂拿去生产了自己的优势产品。

利群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做大的一个很典型的卷烟品牌，浙江中烟工业扩张越快，市面上的利群就越多，最终浙江中烟带着利群走出杭州，走出浙江，走向了全中国。

而现在中国烟草业面临的几大基本矛盾，是国烟品牌不够强和外烟走私屡禁不止的矛盾、烟草税收高和高度垄断不利于国烟做强的矛盾以及最根本的，烟民加重医疗系统负担和催促全民戒烟难的矛盾。

随着现代医学发展，“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2015年，中国戒烟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46%的男医生正在吸烟。

这个数据只比一般人群中的52.1%，略低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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