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烟友好,我是口粮食堂小编,今天将与您一起讨论如下香烟信息: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愈发关注，对于自己的健康权利逐渐开始重视，加上“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持续推进，控烟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话题。

尽管目前已有4个直辖市和22个省会（首府）出台了控烟地方性规章法规，但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显示，我国吸烟人数仍有3亿。这个数字无疑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与质疑，在“烟草专卖制度”的实施背景下，这种“一手卖烟一手禁烟”、“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控烟行动真的可以达到目的吗？“取消烟草专卖制度”、“烟草专卖机构退出控烟行动”的呼声愈演愈烈。

我国的“烟草专卖制度”成形于上世纪 80 年代，旨在对烟草业进行防止过量供给、保障财政税收和抵御跨国烟草公司侵入这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管控。在当今控烟呼声越来越高的形势下，一些人呼吁取消“烟草专卖制度”，这可行吗？

其实早在1991年，俄罗斯就已经进行了尝试。

1991年12月25日，拥有69年历史的苏联宣布解体。解体后的苏联陆续成立了12个独联体国家，俄罗斯便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烟叶进口国、第二大卷烟消费国、第三大卷烟生产国，俄罗斯在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取消了“烟草专卖制”。

然而俄罗斯的烟草市场却被跨国烟草公司迅速入侵，2001年年底，俄罗斯烟草行业的外资总量已经超过15亿美元，其中：菲莫公司和日本烟草都接近5亿美元，英美烟草和利格特·杜卡特分别为3亿美元、2.3亿美元。截止到2002年7月1日，俄罗斯157家拥有卷烟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只有89家在进行生产，仅仅1年之后，就有40至50家国有卷烟厂破产或被吞并。2004年8月9日，美国阿塔迪斯公司以1.47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的本土烟草企业巴尔干之星80.75%的股份，至此，俄罗斯本土烟草企业彻底宣告终结。

与此同时，竞争剧烈却混乱的局面导致了俄罗斯烟草价格忽上忽下，品质参差不齐，假烟、劣质烟、走私烟大肆横行。跨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和市场控制削弱了俄罗斯对烟草业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人们对本国烟草产业发展丧失了能力和信心。

如果说之前的我们还很难想象取消专卖制的后果，疫情之下的上海却将可能的冰山一角展现在我们眼前。

五月初，一条“救护车里没病人却藏了850条香烟？”的魔幻新闻跌落了所有人的眼镜。5月8日，上海市奉贤公安分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查获一辆在辖区内行驶的救护车。打开车门发现，车上居然没有病人，却满满当当载有各种香烟850条。

据驾驶员张某所述：“5月5日，有人联系他以5000元报酬为要求其运输一批香烟从山东运送至上海奉贤。他通过点亮救护车辆的顶灯的方式通过各个检查道口并成功交付。”

新闻一经发布，舆论一片哗然。

关于“救护车香烟”事件在上海也已不是第一次上演。4月19日，一辆救护车谎称救人开进一小区，防疫人员上前询问情况后发现该救护车为公车私用，车上两人在小区内买了20条香烟企图以此牟利。

一场疫情，让上海成为了投机冒险者的“游乐场”。巨大的利益驱使下，“魑魅魍魉”逐渐露出狰狞本相，他们抓住疫情之下民众的情绪焦虑，大肆倒卖烟酒、可乐等能短暂调节心情的“精神抚慰剂”。素有“解压”之责的卷烟，理所当然成为投机者的最爱。

5月5日，罗南派出所民警发现辖区某杂货店经营人吴某，在未取得烟草专卖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长期以非法经营、倒卖卷烟牟利，在疫情期间多次招募“黑骑手”为其配送加价烟，涉案金额高达90余万元。

如此暴利，也难怪有人吹牛都开始说自己在倒卖卷烟。

仅封控期间倒卖卷烟的犯罪便持续不绝，恐难想象“烟草专卖制”的真正废除。那么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烟草部门退出控烟行动小组这条路能行吗？

很多人认为，控烟需要的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认同“吸烟有害健康，控烟势在必行”的部门和组织不计其数，烟草专卖部门没有参与控烟行动的必要性。事实上，控烟不仅取决于态度，还取决于“专业性”。

想要有效控烟需从烟草种植、生产、销售多方位全环节规划统筹，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才能将烟草的发展控制在一定规模，可惜的是，恐怕只有“烟草部门”才能做到这一点。仅从种植环节来看，截止至今，全国现有烟农166万户，每年平均每户按3个计算，烟农将近500万。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科学的强硬控烟恐会造成500多万人的生计和分流问题，而这仅是烟草业庞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控烟工作任重而道远，难一蹴而就。事实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今我们先瞄准部分环节、部分区域，循序渐进才是务实之举。当然，无论是“烟草专卖制度”还是“烟草部门参与控烟”，控烟职能都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只有不断加强控烟职能的发挥，才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无烟的健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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